1921年底建立的旅莫支部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海外支部，发挥了为我们党培养重要干部的作用，是党员教育事业的重要起点，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聂荣臻、李富春等一大批同志在此成长为职业革命家。对于党员教育工作，中国共产党早有筹划。1920年9月，中共上海发起组创办上海外国语学社，为派员留苏做准备。次年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大”）建立，上海外国语学社学生随后开始分批前往东大留学，首批抵达者组成了中国班，并成立了团组织。年底，党依托中国班建立中国共产党留俄组，后更名为旅莫支部，受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双重领导。

至1926年6月取消建制之前，大约有500名同志在旅莫支部接受教育，他们来源多样，集中了一大批党内优秀同志。1921年上海外国语学社停办后，国内组织通过选拔的方式派员留苏，关向应、李求实、吴苓生、潘家辰、林育英等人均是如此。以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为主体的中共旅欧支部是中共早期另一重要的海外支部，它从1923年起不断选派优秀的党、团员赴东大留学，成为中国班的重要来源。旅莫支部还注意从苏俄远东地区的华人中选拔优秀分子，如姜朝凤、李秀京、纪德福等原先是远东厂矿工人，因表现优异而被吸纳进革命队伍。不仅如此，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旅莫支部非常注意为当时处在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培养革命者，谢雪红、林木森等台湾重要革命人士均出身东大。中共中央对旅莫支部的工作极为关心，1922年底，陈独秀出席共产国际大会时曾多次参加支部会议，为支部干部培养工作提出建议；1924年6月至11月，李大钊在莫斯科工作和学习时，几乎每周都会参加旅莫支部的活动，并常为学生讲课。

旅莫支部以党员教育工作为核心，以为党训练重要干部为己任，将列宁“没有训练，就没有共产主义”的论断作为工作信条，建立了规范的干部教育机制。建立严密组织是我们党开展工作的首要方法，旅莫支部将组织建设作为干部教育工作的基础，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最初的支部负责人罗亦农即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1923年4月，随着支部党员人数增多，支部规定支委会半年为一个任期，至1926年6月共有7个任期的支委会，保证干部教育工作得以稳定有序进行。不仅如此，党和团支部均成立训练部，专负训练教育同志之责，赵世炎、王若飞、陈乔年、刘伯坚等人曾先后担任训练部主任。为进一步规范党员教育，旅莫支部制定了《旅莫党团训练具体方法》《旅俄中国共产党支部与青年团支部的关系和权限》等文件。后者共34条，被称为支部的“宪法”，李大钊对此非常重视，将其作为重要文献带回国内。

对每位成员予以精细化训练是旅莫支部党员教育的重要特色。支部成立初期仅有三十余人，从1923年下半年起逐渐维持在一百人左右的规模，支委会难以掌握每名同志的情况，故将所有同志划分到5人左右的党或团小组中，通过小组进行党、团员教育。支部对小组设置了严谨而不失灵活的教育机制：小组长是小组工作的责任人，每两周向支部提交小组情况报告；除上课外，组员训练主要在小组进行，每周提交活动表，报告一周学习和训练的得与失；小组动态监测组员学习和训练成绩，分为中坚、落后两个等级，且一般不出现所有人的成绩均是“中坚”的情况，防止因好人主义拖累干部教育工作。如果组员成绩的确全部达到“中坚”标准，则很快被调整到其他小组中，实现每个小组都有榜样，先进带动后进的目标。

旅莫支部党、团员教育工作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注重革命理想教育，树立无产阶级革命人生观。旅莫支部告诫成员放弃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想法，树立无产阶级革命人生观，“共产党员除了革命，别无职业”。在旅莫支部，知识分子出身党、团员占比较多，工人出身者占比少，后者的学习普遍较慢，一度导致支部内出现轻视工人出身成员的情况。支委会要求知识分子出身者要消除小资产阶级思想，学习无产阶级吃苦耐劳、斗争性强、甘于牺牲的优秀品质，在整个支部营造出崇尚革命理想和斗争精神的氛围。

第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尤其注重实用性。为东方国家快速培养革命干部是东大的职能，最初学制仅为7个月，1923年改为3年，但很少有人能完成整个学制。尤其是当时中国革命形势日新月异，支部要求党、团员随时做好回国参加革命的准备，规定3个月为1个训练周期，成员须在此间掌握必备本领，如没有回国自动进入下一个训练周期，如此循环往复。因此，旅莫支部极为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知识教育，工人运动史、十月革命、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等是主要课程，《共产主义ABC》《社会主义入门》等为主要教材。《共产主义ABC》是由布哈林等人于1919年写成的系统诠释马列主义的权威著作，是俄共（布）党员教育的通俗读本。旅莫支部将其翻译为中文本后，定为“同志必读之书”。各小组常以主题讨论的形式学习各章节，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知晓其基本原理，符合支部让革命者掌握“初步根本的认识”，在革命实践中提升理论水平的教育目标。

第三，侧重对成员革命性的培养。革命是残酷的敌我斗争，需要持之以恒、浴血奋斗，一些支部成员对此理解不足。1917年十月革命一举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使得部分支部成员认为革命是一蹴而就的，忽略了列宁与俄共（布）此前20余年艰苦斗争的历史。旅莫支部不仅要求成员全面学习和理解俄国革命，更要大家深刻认识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以来艰苦革命的历史，学习成功经验，总结失败教训，体会革命的曲折性与必胜性。为此支部重视在日常生活中培养成员的革命意志，通过组织批评等方法矫正成员中存在的盲目乐观、乐于安逸、脾气暴躁、大喜大悲等负面情绪，培养他们成为情绪稳定、冷静灵敏、坚毅果敢的职业革命家。

第四，注意学习斗争本领和技巧。让党、团员掌握革命本领是旅莫支部党员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城市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执行的革命路线，除基本的阶级觉悟之外，动员工人参加革命运动需要一定的能力和技巧。旅莫支部组织成员在各种各样的场合进行谈话训练，每周用时一般在20个小时以上，发言时须仪态端庄自信大方、声音洪亮轻重相宜、肢体动作协调灵活等，使自己成为口齿清楚、言简意赅、情真意切的表达者；支部还组织党、团员在不同会议中轮流担任会议主席、群体活动的组织者，以培养他们组织协调和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为使党、团员能够在复杂的革命场景中措置裕如，支部要求成员掌握化装技术，并在具体活动中检验成效。例如1922年元旦，旅莫支部排演了军阀镇压工人运动的短剧，刘少奇扮演工人、萧劲光扮演军阀，取得了较好的演出效果。军事技术是革命者的必备技能，旅莫支部成员平时保持体能训练，暑假参加野营军训活动，掌握轻重武器的使用方法和基本的战略战术。当然，仅靠这些训练还难以达到培养高水平军事人才的目标。因此1925年2月，旅莫支部选派叶挺、聂荣臻、熊雄、颜昌颐等同志到苏联红军学校学习，组织关系仍保留在旅莫支部，正常参加组织生活，接受党的政治教育。

作为我们党第一个海外支部，又与共产国际关系密切，旅莫支部的干部教育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在国内缺乏干部培养条件的情况下，旅莫支部为党培养了大批卓越的领导干部，积累了系统化的干部培养经验，对党员教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重要的干部资源。党在早期缺乏熟悉理论、组织方法、斗争本领和技巧的干部，特别是1925年1月至1927年4月间，党员人数由不足1千人骤增至5.79万人，使得干部不足问题更为突出，陈独秀曾以“喘不过气来”形容当时干部之缺乏。旅莫支部成员的回国对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24年秋季起，旅莫支部成批次地派遣成员回国，充实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队伍。他们的到来使党中央能够一定程度上调动和任命地方干部，改变了此前多由本地人担任负责人的状况。其中，罗亦农和陈延年分别担任上海区委书记和广东区委书记，赵世炎和陈乔年先后负责北京地方工作，均非常明显地改变了当地组织面貌，推动党员数量和质量大幅提升，各级党组织生活规范有序、严格有效，动员工农参加革命工作更有力度和成效。

其次，为建立符合党和革命要求的干部教育机制做出重要探索。干部决定一切，干部质量和水平决定着革命成败。对新建支部而言，纪律严格与否决定着组织的基调。在干部教育过程中，旅莫支部形成严格纪律的传统，以铁的纪律教育党员，对于有无政府主义倾向和不服从或消极对待训练的分子采取开除等措施。坚持党的领导，重视支部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特征。持续不断的高强度工作，使旅莫支部积累了丰富的支部工作经验，如设立5人左右的小组，让基层单元保持合理适宜的规模，保持较高频率的组织生活，成员在会议上必须发言，汇报工作成绩与不足，无形中强化了成员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与组织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严格组织纪律，让成员树立时时有组织、事事有组织的观念；重视思想理论教育，起到上通下达的作用，实现党员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归国干部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深化支部工作经验，将其应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之中。例如1926年7月，赵世炎、罗亦农等人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受到党中央肯定。不仅如此，他们还积极兴办党校，1924年9月，刘少奇等人创办安源党校；1925年，罗亦农创建北方区委党校，并亲自授课，他调至上海区委工作后，与赵世炎一道建立了区委—部委（地委）—支部的三级党员学习体系；陈延年在广东积极开展党校教育，并要求旅莫支部经常寄学习材料给他。这些都为中国共产党形成重视党员教育的优良传统打下了基础。

（作者：孙会修，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